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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通运输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事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综合交通运输发展的重要论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深刻揭示了世界交通运输发展规律与趋势，系统总结了我国综合交通运输发展经验和实践成果，准确把握了新时代交通运输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机遇，全面审视了交通运输以人为本的内在实质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内涵，科学确立了交通运输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地位，联系历史和现实、洞悉国际和国内、统一理论和实践，站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新方位，揭开了我国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的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交通运输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交通运输的深刻变化是中国发生巨变的一个缩影。一张史无前例通畅四方的庞大交通运输网，连起城市和乡村，串起沿海和内陆，辐射全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路、中国桥、中国港、中国车已经成为靓丽的中国名片，正在托举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站在世界交通大国的新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了我国交通运输发展“大而不强”的主要矛盾，提出了新时期交通运输发展的时代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交通运输事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交通大国。
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交通运输领域也曾经取得辉煌的成绩。秦朝施行“车同轨”把杂乱的交通路线加以整修形成联结四方的驰道，开辟了沿用千年的驿道。汉朝打通经西域通往中亚南亚的通道，古“丝绸之路”开启成为中西方文明交流的纽带。隋朝修建了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隋唐大运河，并经元朝整修北拓形成京杭大运河，漕运系统联结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一直是古代中国的大动脉。宋元至明初时期，海运逐渐强盛，开通了以海运为主的漕运路线。进入工业社会时代，我国错过与当时先进科学技术同步发展的时机，交通运输日趋衰落，不但退出交通先进国家行列，而且与交通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新中国成立之初，交通运输非常落后，铁路总里程仅2.18万公里，公路总里程仅8.08万公里，民航固定航线仅有6条，民用汽车不足7万辆，几乎没有自己的民用海上运输能力和远洋船舶。经过几代交通人不懈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发展，我国交通运输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用几十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运输能力从“瓶颈制约”到20世纪末的“初步缓解”，再到“总体适应”的转变，建成了世界最庞大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网络，“高铁飞驰，巨轮远航，飞机翱翔”成为我国交通发展的新标志，沪昆高铁、港珠澳大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一批交通超级工程震撼世界。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我国交通运输已经具备超大规模优势，成为中国经济大海里的重要成员。一方面，我国基础设施网络规模位居世界前列。[1]截至2019年底，全国高铁营业总里程3.5万公里，居世界第一，占全球高铁营业总里程比重超过2/3；全国高速公路里程15.0万公里，居世界第一；全国内河航道通航总里程12.7万公里，居世界第一；港口货物吞吐量世界排名前十的港口中，中国占7席。另一方面，我国是世界上客货运输最繁忙的国家之一，2019年全社会客、货运量分别达176亿人次和471亿吨。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均居世界第一，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占全世界总量的1/3以上。同时，我国还有多项运输服务规模指标位列世界前茅，比如铁路旅客周转量、货运量居世界第一，货物周转量居世界第二；公路货运量及旅客周转量、水路货运量及旅客周转量均居世界第一；民航运输总周转量、旅客周转量、货邮周转量均居世界第二；快递业务量规模继续稳居世界第一。
人类发展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阶段，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前沿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必将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前所未有的动力，彻底改变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重塑未来经济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运输领域科技创新成果加速涌现，交通科技创新能力步入世界先进行列。高速列车、C919大型客机等一大批自主研制的交通运输装备成为“中国制造”的新名片，其中“复兴号”动车组关键技术中国标准占84％，“京张线”成为世界首条智能高速铁路。洋山港、青岛港集装箱自动化码头投入使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以下简称“北斗”）等信息通信技术在交通运输领域广泛应用，自助售取票、站车Wi-Fi等一批创新服务产品相继推出，线上线下结合的商业模式蓬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显著，信息畅通，公路成网，铁路密布，高坝矗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铁飞驰，巨轮远航，飞机翱翔，天堑变通途。[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综合交通运输发展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新时代交通运输“大而不强”的主要矛盾，为推进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方法。我国交通发展进入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对交通运输的需求从“够不够”转向“好不好”。我国是交通大国，但“大而不强”，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问题依然存在。
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6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多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影响了世界力量格局。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3]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愈益凸显，工程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作用更加突出，不仅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决定性因素，而且成为推动教育、文化、体育、卫生、艺术等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4]
纵观交通运输业发展史，历次交通运输技术变革都与科技创新的进程密不可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描绘到，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5]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蒸汽机车广泛运用于交通运输领域，使轮船与火车成为水路和陆路运输的主力。以电力为主导技术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交通运输领域出现了内燃机汽车和电气化火车交通工具。以计算机及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大型喷气式飞机、人造卫星、航天飞船和高速铁路等新技术新装备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快速发展，发达国家普遍将交通作为新技术应用的重点场景之一加快布局发展。相比而言，我国已经成为交通先进技术装备大国，与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但是我国高精尖技术依然受制于人。我国交通运输领域使用的民用飞机、汽车、船舶、轨道车辆等基本上都是世界先进产品，但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自主化国产化水平不高，如民用大型客机基本上采购波音和空客。2017年我国商业大飞机C919实现首飞，但在制造技术领域仍同美国、欧盟、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仍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发动机、航电系统和飞控系统。我国汽车产销量世界第一，但汽车产业没有世界级技术、没有世界级产品、没有世界级企业、没有世界级品牌。在前沿引领技术方面，如超级高铁、智能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等仍然处于跟随状态，原始创新、集成创新能力薄弱。
交通运输发展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强调发挥各种运输方式比较优势，需要将铁路、公路、水运、民航、管道五种运输方式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系统研究、系统规划和系统建设。在交通运输“瓶颈制约”严重时期，各种运输方式相对独立发展，一定程度的竞争有利于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但是，在我国交通运输总体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各种运输方式协调不足是制约我国综合运输效率提高的关键问题，必须着力予以解决。在客运方面，各种运输方式尚未充分实现运力衔接和组织协同，不同方式客运枢纽在规划、建设、运营、管理中统筹不足，一体化衔接程度需要进一步提升。在货运方面，各种交通运输方式衔接协调不畅，彼此结构不平衡不合理，是我国物流费用偏高的重要原因。在信息运用方面，不同运输方式、不同主体之间的信息壁垒仍然较为严重。同时，随着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进入新阶段，中西部地区交通仍是短板，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畅问题逐渐凸显，城市群和都市圈等重点城镇地区综合交通发展有待加强，亟须破除制约协同发展的行业壁垒和机制体制障碍。
在一个日益开放的世界，国际竞争力是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我国已成为全球货物贸易大国，但货运物流服务尚未形成与之相匹配的全球物流和供应链体系，在国际标准、规则制定修订过程中参与深度不足，进出口货物所需的物流服务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国际跨国物流企业。在现代国际化物流企业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货运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差距还很大。以国际航空货运为例，据统计，2018年，联邦快递（FedEx）、联合包裹（UPS）、敦豪（DHL）的国际业务收入占收入比例分别是42％、20％、21％，而国内航空快递企业的国际业务收入占比远低于上述发达国家货运企业，我国物流企业的国际业务市场份额也很低。
2019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发表署名文章《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特别强调了交通运输的绿色发展问题，强调运输结构调整的重要性。交通运输领域作为能源和资源消耗大户，必须重视和解决绿色发展问题。从交通运输能源消费结构来看，我国交通运输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消耗占比较低，落后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我国城市公交出行比例偏低，新加坡和日本东京的公共交通分担率分别为63％、86％，我国香港的公共交通分担率更是高达90％，但北京和上海等特大型城市公共交通分担率仅为50％左右。交通污染已经成为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和东部人口密集区，移动源对细颗粒物（PM2.5）浓度的贡献率达到10％～50％。另外，我国交通运输发展模式仍粗放，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和环境保护能力有待提升，运输结构不合理问题较突出。我国“交通节能”“低碳交通”“绿色交通体系”发展需求迫切。
出行需求是人民最为重要的基本需求之一。一方面，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群众的出行模式和货物流通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的出行需求和小批量、高价值、分散性、快速化的货运需求特征更加明显，交通发展需要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生活。另一方面，农村和城镇化地区传统交通发展矛盾仍然较为突出。在农村地区，特别是“老少边贫”等特定区域，交通仍然是制约发展的重要短板，部分地区仍然存在“有路无车”的现象。在城镇化地区，交通拥堵是“城市病”的典型表现，成为大城市发展中最难以治理的突出问题之一，而且这种“城市病”正在我国中小城市蔓延，严重交通拥堵威胁着城市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同时，交通运输作为做好安全防范工作的重点行业，关乎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交通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2019年，我国道路交通事故万车死亡人数1.8人，高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发达国家。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按照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的总要求和大趋势[6]。针对我国交通运输“大而不强”的主要矛盾，习近平总书记从新发展理念出发，提出了建设交通强国的方向和路径，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开启交通强国建设新征程。
创新是综合交通运输发展第一动力。进入新时代、面对新矛盾，建设交通强国需要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推进交通运输创新发展，确立以创新为第一动力的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框架。从交通运输行业趋势来看，单纯依靠要素投入、投资拉动、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需要不断地通过科技、政策、管理等方面的协同创新，提高资源配置利用效率，实现从依靠传统要素驱动向更加注重创新驱动转变。从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趋势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将给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带来革命性变化，交通运输创新发展要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的机遇，加强基础性研究，突出前沿引领、现代工程和颠覆性技术等创新，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材料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建设时强调，要从培育新的国家发展动力源的高度来统筹布局新机场发展问题。针对严重制约长江航运的三峡船闸“肠梗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应当从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全局出发来寻找解决方案，明确了构建综合交通运输协调融合发展新格局的发展方向。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中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产业，是重要的服务性行业，是社会生产、流通和消费得以正常进行的重要环节，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普遍联系。在现代信息技术应用、资源利用方式变革和商业模式创新的推动下，我国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交通运输更加广泛地融入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之中，基础设施空间布局、装备创新应用、运输服务模式重塑、信息化智能化等多维组合，成为带动引领产业发展、经贸流通、城镇国土开发的战略性行业。单纯满足运输需求不再是运输发展动力机制的全部，交通运输发展将有针对性地提供个性化、多样化、高质量、高效率运输服务，带动产业发展和产业组织模式创新，成为驱动产业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更加强调运输方式间、不同区域间、客运货运间、设施服务间、平时与急时等统筹协调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绿色交通运输体系。交通基础设施和运输服务规模快速增长的发展阶段，消耗了大量的土地和能源等资源，也带来较大的环境污染。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和资源约束力，应转变大量投入、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传统发展模式，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构建绿色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和运输服务体系，使绿色成为交通强国建设的基本底色。其一，要强化绿色交通发展顶层设计，加快建立科学的资源利用管控体系，实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特别是针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弱的城镇化地区，要控制城市开发强度，划定水体保护线、绿地系统线、基础设施控制线、历史文化保护线、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其二，要构建运输结构合理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大力倡导和发展绿色交通方式，充分发挥铁路、水路运输作用，推动公路运输向铁路和水路运输转移，深入贯彻落实公交优先发展战略，抑制小汽车过度使用。其三，要建设绿色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深入贯彻落实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最大限度保护生态环境，加强交通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推动交通基础设施走上绿色、集约发展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综合交通运输发展的重要论述，提出了拓展交通运输国际合作空间的路径，要求提升我国交通国际竞争力，继续为世界交通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一方面，聚焦关键通道、关键城市、关键项目，联结陆上公路、铁路道路网络和海上港口网络，着力推动陆上、海上、天上、网上四位一体的联通，全方位提高我国全球连接能力。交通运输对外开放不但要做好行业自身的事，构建互联互通、面向全球的交通网络，还要加强与其他基础设施领域合作，共同构建多维度多层次的设施联通体系。另一方面，我国交通运输“走出去”需要瞄准软联通方面的短板，不断提高行业的国际制度性话语权，加强培育国际化运输企业。交通基础设施具有很强的经济社会正外部性，是提升我国全球“软实力”的重要抓手。国际互联互通不仅是修路架桥，更应该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应该与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领域共同推进，以形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市场合作互利共赢、成果经验互鉴共享的开放新格局为目标。
“人民”二字，在习近平总书记心里分量最重、牵挂最多。针对农村基础设施短板，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要求重点抓好农村交通运输、农田水利、农村饮水、乡村物流、宽带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工作。针对农村公路可持续发展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更是亲自总结提出了“四好农村路”，这是一项影响农村交通长远发展的重要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城市居民的出行问题，明确指出公共交通是现代城市的发展方向，要求用新技术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强化城际交通互联互通，加快完善城市物流配送体系。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交通保障具有特殊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生命重于泰山，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多次强调做好交通保障工作，切实维护正常交通秩序，优先保障救护车辆、防疫车辆和运送医护人员、药品器械、民生物资等车辆通行。随着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人民满意交通应该具有国际新视野，使新交通线路能够助力实现各国人民的幸福梦想。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经济要发展，交通要先行”“‘要想富，先修路’不过时”。2020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指出，复工复产，交通运输是“先行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综合交通运输发展的重要论述，充分认识和把握了交通运输发展“先行官”的历史新定位，对牢牢把握开拓交通运输发展新空间的重大契机、建设交通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世界交通发展历史经验规律和我国交通发展历程表明，交通运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交通运输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作用，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以及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中先行地位突出，自古以来都是大国崛起的重要支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同样承担着重要使命。
交通运输发展与科技进步密切相关，科学技术进步催生新型交通方式出现，新一代交通运输发展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人类社会发展。人类近代历史上，伴随三次工业革命，世界交通发展经历了水运—铁路—公路—航空更迭主导的演进轨迹。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进步集中体现在机械动力上，蒸汽机、内燃机、电气化等新动力逐步应用在交通运输业中，轮船、火车、汽车、飞机、航天飞机等均是产业革命的代表性产物，对人们的出行和物流运输产生了深刻影响。20世纪最伟大的运输革命是喷气式飞机和集装箱的出现，作为远距离运输中最具意义的革新，喷气式发动机比较安全，易于维护，更适合远距离飞行，而且比螺旋桨更节油；集装箱催生了运输组织体系变革，在该体系下，标准的集装箱被装上集装箱船、卡车和货运火车，从而实现了铁路、公路、运河和海上运输的有效衔接，根本改变并加速、畅通了运输，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件杂货运输的模式，并对全运输链条的标准化、信息化、自动化产生了革命性影响。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联系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生产和消费的纽带，是生产力合理布局、生产规模扩大再生产的重要前提。交通运输先行发展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综合国力提升等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在不同历史时期，交通基础设施是城镇规模结构的基本骨架，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城市群崛起的重要支撑。在世界历史上，内河的地位曾经非常突出，中国的京杭大运河、美国的伊利运河极大促进了经济发展；欧、美、日均将海运视为国家战略，欧盟认为其是“经济增长和繁荣的重要基石”，日本将其视为“生命线”；19世纪，得益于大规模的铁路网络修建，并连接大小城市，内陆的制造中心不断涌现，西方国家一跃建立了领先世界的工业文明；20世纪30年代，德国、美国的高速公路开始快速发展，推动了之前远离铁路地区的开发崛起；20世纪60年代，由于高速铁路的出现和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重视，铁路在经历了汽车高速公路、飞机航空竞争挤压后重新迎来了复兴；步入新世纪，航空网络与主要机场推动并形成城市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源。
经济发展，交通要先行，交通运输是“先行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运输发展“先行官”的重要论述，阐释了交通运输发展新的历史定位，揭示了新时代交通运输适度超前的客观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运输发展“先行官”的重要论述，从理论层面高度概括总结了交通运输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地位和作用，揭示了新时代适度超前的交通运输供求关系，“跳出交通看交通”“放眼世界看中国”，体现了国际视野与中国特色相结合的时代特征要求，为科学认识交通运输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指导。
实践层面，坚持把交通运输摆在先行发展的重要位置，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和改善民生以及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交通运输总体上经历了从“瓶颈制约”到“初步缓解”，再到“总体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奋斗历程。改革开放以来，交通运输步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交通运输的发展“先行官”作用不断增强，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为国家战略实施、经济快速增长、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国土空间开发、生产力布局完善、产业结构优化等提供了有力支撑，加速了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坚持“适度超前”原则处理交通供需关系，不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放开交通运输市场，探索市场化融资机制，推动交通运输更好更高质量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交通运输发展首要解决的是供需关系问题，即协调交通运输和经济社会的关系问题。交通运输体系是运输能力的供应者，其他经济、社会部门是运输能力的需要者，供需双方必须平衡，才能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交通需求本质上是派生需求，交通需求产生于对最终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以及对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需求。运输经济学原理表明，为有效满足派生性的运输需求，可以在供给侧通过扩展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加密运输线路和提升运输服务能力等方式来实现。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应在满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下，充分考虑未来一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运输需求，为未来发展留有余量。换句话说，交通运输发展要“适度超前”。“适度超前”重点要把握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供需平衡的“度”，既要恰到好处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综合交通运输的需求，又不能过度发展，防止造成运输能力虚糜和资源浪费。
在交通运输“瓶颈”时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足导致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交通先行”意在打破这种制约，为经济起步腾飞创造基础条件。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交通运输处在一个相对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状态时，应充分考虑基础设施建设时滞性，未雨绸缪，保持适当的超前量，留有余地平衡供需、稳定运行、确定标准、预留接口、推进建设，尽最大可能满足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派生的各类运输需求。当前，我国交通运输已经总体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交通运输供需矛盾逐渐从长期运量与运能之间“规模不适应”转化为运输需求与交通供给之间“结构不匹配”。在此背景下，应重点围绕供需之间的有效匹配，正确把握好交通运输适度超前先行发展的“度”的问题。“先行发展”与“适度超前”是我国交通运输和经济社会发展供需关系的经验总结，是交通运输科学发展和演进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新时期交通运输供求的时代特征，体现了我国交通运输“先行官”历史新定位的时代内涵。
在交通运输如何先行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运输是“先行官”的重要论述，从理念、方向、路径方面给出了答案，强调推动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充分发挥交通运输战略性先导作用、提升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整体效率和效益。
综合交通运输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体制机制上、方式方法上、工作措施上要勇于创新、敢于创新、善于创新。在短期经济或交通“瓶颈”时代，交通运输发展的定位是追赶式满足经济社会需求。但是当经济和交通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重新审视对交通供需关系的处理方式。交通运输不再完全被动地满足需求，而应转向主动性地发挥支撑引领作用，与关联产业、新兴技术深度融合，形成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竞相涌现的新态势。
在“先行发展、适度超前”融合联动理念指导下，近年来我国交通运输与物流、旅游、新能源、产业等领域融合发展进程加快，“互联网+”交通“互联网+”物流等平台型服务模式不断颠覆传统运输组织模式，为融合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实践案例和理论突破关注点。各地依托骨干交通通道、综合枢纽、物流园区等培育形成高铁经济、临空经济、临港经济、口岸经济等多种交通导向型经济，“四好农村路”进一步向资源路、旅游路、产业路拓展，“交通+产业”“交通+旅游”“交通+电商”等模式初具形态。“融合”成为体现交通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新趋势，成为解锁“交通强国”、把握交通运输业发展转型升级的一把金钥匙（见表2-1）。
表2-1 交通强国中的“融合”要求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整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认识把握交通运输在民族复兴和区域发展中的作用基础上，围绕交通运输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作出系列重要论述。这些国家战略都以交通互联互通为引领，体现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交通运输在民族复兴和区域振兴重要作用的历史规律深刻认识把握。
在交通运输服务国家战略中，除了强调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布局和结构标准、运输服务总体能力和服务品质等适度超前、留有余量和拓展接口之外，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超级工程项目、前沿装备等的技术创新引领示范作用和区域经济发展助推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对港珠澳大桥“国家工程、国之重器”的定位，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升；习近平总书记对京张高铁开通运营的批示，进一步把中国铁路的发展历史与中华民族的复兴联系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国家发展一个新的动力源”的定位，准确反映了新时期机场作为传统交通门户的角色正在向“新的动力源”转变的历史趋势。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港珠澳大桥、洋山港等国家重大战略性超级工程，已成为京津冀、粤港澳和长三角发展的靓丽名片。
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要重点抓住“平衡各种运输方式”和“各种运输方式融合发展”这两个关键环节，在组织方式上、在发展模式上适度超前考虑，充分发挥好各种运输方式的比较优势和组合效率，由各种运输方式相对独立发展向更加注重一体化融合发展转变。
从发展规律来看，综合运输是交通运输发展到高级阶段的表现形态。在发展初期，各种运输方式都有独立发展的巨大空间，之后从独立、竞争发展走向融合、协同发展。由单一运输方式各自发展逐步走向综合发展是一条普遍规律。从我国现实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各种运输方式经过40多年独立快速发展，基本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对交通运输的质量、效率、成本等方面要求越来越高，迫切需要发展综合交通运输来提升体系的整体效能，充分发挥各种运输方式比较优势，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最大限度地满足运输需求，以综合运输竞争力的提升打造我国经济竞争新优势。
平衡各种运输方式是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关键所在，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系统思维。每种运输方式各有技术经济优势、各成一套独立系统，综合交通运输不是各种运输方式的简单叠加，而是不同运输方式的深度融合和系统集成，必须以系统思维推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关键是要平衡好各种运输方式，根据各地资源禀赋条件和地理空间特征，构建宜水则水、宜陆则陆、宜空则空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使各种运输方式各展其长，发挥整体最大优势。
综合交通运输不仅是一个发展问题，也是一个制度建设的治理问题。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建设需要进一步优化交通运输体制机制，推进以法律法规、政策、战略、规划、标准为支撑的交通运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统筹各种运输方式发展优化顶层设计，强化规范引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真正实现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必须根据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新要求、新趋势，制定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路线图，支撑中国经济跨越新关口、迈向新台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综合交通运输发展的重要论述，为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交通运输发展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综合交通运输发展的重要论述，赋予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丰富内涵。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交通运输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阶段也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发展基础来看，我国交通基础设施规模世界领先，运输服务保障能力大幅提升，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交通大国，具备了由量的积累转向质的提升的物质基础。从主要矛盾变化来看，人们不仅仅满足于通路通车、通航通邮等硬需求，更加重视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软需求。发展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交通运输由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从发展条件来看，交通运输发展面临的土地、资源、环境等刚性约束进一步增大，劳动力成本明显上升，融资难问题日益凸显。同时，全球科技和产业进步方兴未艾，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层出不穷，改革创新的动力正在释放，开放型经济活力不断迸发，为交通运输提档升级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需求侧来看，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其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能够很好地满足区域经济增长、社会公平建设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供给侧来看，高质量发展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体现新发展理念和实现生产要素投入少、资源配置效率高、资源环境成本低、经济社会效益好的发展。
从系统构成来看，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不仅仅是铁路、公路、水运、民航、管道、邮政等子系统高品质、高效率和高效益的发展，还是各种运输方式之间有机衔接、综合协调和融合创新的发展；不仅仅是交通基础设施网络配套衔接、产品安全耐久、通行能力不断增强的发展，还是交通技术装备更加智能清洁、标准可靠、先进适用的发展，是运输服务更加安全便捷、优质高效、绿色智能、一体畅联的发展。
从内涵层次来看，微观层面上，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指的是能够提供安全可靠、品质卓越、经济适用、智能绿色的基础设施产品和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均等化的交通运输服务；宏观层面上，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能够充分发挥“先行官”作用，能够有力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能够平衡好资源占用和价值创造的关系实现交通运输与资源环境的和谐发展，能够保障经济社会秩序正常运行、保障代际公平和持续发展的需要。
从实现过程来看，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要求最终实现交通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装备全生命周期、客货运输服务全过程高质量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高质量发展是指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规划设计、施工建设、运营维护、管理更新等各环节的高品质、高效率和高效益；交通运输装备全生命周期高质量发展是指交通技术设备、运输载运工具等配套产品在设计、制造、采购、使用、回收等各阶段的高品质、高效率和高效益；客货运输服务全过程高质量发展是指为旅客或货主从起始点到目的地提供完整运输产品过程的高品质、高效率和高效益。
从投入产出来看，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不仅仅是最终产品产出层面的高质量，还要求要素投入、中间品投入的高质量，要求实现交通基础设施、交通技术装备和运输服务产业全要素、全链条、全时空领域高质量运行和高效益产出，能够以最小的资源要素投入产生最大规模和范围的经济、技术溢出效应和社会价值贡献，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实现基础设施和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
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是保持有质量、有效益的适度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在交通运输供需矛盾相对紧张的背景下，我国交通运输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在大规模投资拉动下得到了快速发展。新时代，在社会主要矛盾也已发生转化和交通运输供需结构逐渐均衡的情况下，交通运输发展将更加注重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和运输服务系统的质量效益，强调系统优化和发展方式、运行模式、制度安排、交通技术等方面的变革创新，着力提升交通运输系统效率效益和治理水平，促使经济大循环更顺畅，从而提高国民经济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综合交通运输发展的重要论述，通过改革创新，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转型发展，真正实现“投入有产出、发展有效益、企业有利润、人民要满意、环境要改善”，需要审时度势，科学设计，以辩证思维来处理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关系。
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运用系统论的方法，把握好设施、装备、组织、服务、管理以及国际、区域、城际、城市、城乡等各个维度要素板块内在关系，依据新发展理念的整体性和协同性，以提高综合效率和组合效率为核心，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举措的关联性和耦合性，做到相互促进、协同发力。要结合区域、方式发展差异和供需区别，厘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牢牢把握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工作主线、基本路径、制度保障和具体着力点，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衔接，实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统一，切实增强创新力、循环性和核心竞争力。
我国作为一个经济和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交通运输发展供需差异、布局差异、方式差异、结构差异巨大，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任重道远。既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根本，加快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布局功能结构，更要切实转变交通运输发展方式，实现长周期全链条可持续发展。为此，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久久为功，统筹做好跨越关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正确把握实现长远目标和做好当前和短期工作的关系。
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必须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破除无效供给和低效供给，强化供需有效匹配，以此为发展基点着力培育形成并壮大新动能，促进新旧动能加快接续转换，加快推动交通运输现代化发展，更好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需要注意的是，当前交通运输领域存在的诸多结构性、功能性失衡矛盾，其根源除了历史发展原因以及理念认识不到位之外，更重要的是资源要素配置方式的失衡甚至扭曲，特别是交通运输的垄断性领域、公益性领域以及可竞争领域等缺乏针对性的有效资源要素配置方式，必须结合发展实际正确处理和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加充分更加广泛地深化交通运输要素资源市场化改革，推动形成市场决定要素配置的运行机制和循环机制，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加快建设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城镇体系、全面开发体系以及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相适应的综合交通运输发展机制。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城乡区域发展不均衡，交通运输发展失衡、效率不高等矛盾仍比较突出，如何既做大做优交通运输网络体系和供给系统，又能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全体人民，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无论老人还是儿童都能享受到平等有效的交通运输服务供给，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关键问题。与此同时，交通运输发展对生态环境具有一定影响。绿色发展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交通运输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必然要求。决不能把生态环境保护和交通运输规模扩张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要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正确处理好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构建绿色交通体系和发展格局，引导形成绿色出行和绿色交通方式。这不仅是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应坚持改革开放道路，以推进交通运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深化交通运输领域改革，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开放发展理念，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以扩大开放推进改革发展；坚持创新发展理念，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和交通强国建设的核心位置，坚持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加速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一切发展为了人民、一切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交通运输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的重要领域和民生工程，交通运输发展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交通产品和运输服务，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交通运输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活动之一，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生产的基本需要和先决条件，是人类文明的生命线和现代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之一。
马克思指出，运输业所出售的东西就是场所变动，不论运的是客还是货，结果都是所在地的变更，人与商品是和运输手段一同移动；这种移动，这种场所变动，就是用运输手段实现的生产过程。[7]从历史长河来看，人类始终在不遗余力地扩大、提高和完善在空间位移方面的本领，实现人与货物空间位移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克服自然阻力的能力。人类早期活动主要是依靠人的步行、头顶、肩扛和背驼等方式实现人与交换物品的位移，后来伴随人类文明和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开始利用天然河道、畜力、风力、运河、火车、轮船、汽车、飞机等新兴技术或工具不断拓展人或货物的位移空间。
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和物的空间位移，交通运输是社会经济最重要的纽带和基础结构之一。马克思指出，在商品生产中“社会劳动的物质交换，是在资本循环和构成这个循环的一个阶段的商品形态变化中完成的。这种物质变换要求产品发生场所的变换，即产品由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实际运动”。[8]而且即便“在印加国，虽然社会产品不作为商品流通，也不通过物物交换来进行分配，但是运输业还是起着重要的作用”。[9]显然，若没有交通运输业的相应发展，经济与社会的各种联系就难以正常实现，发展就会遇到困难。
交通运输是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社会生产过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交通运输是社会生产过程的中间环节。如果没有交通运输，流通过程就会阻塞，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就会中断，社会再生产将无法进行下去。交通运输还是社会进步的一般条件。交通运输业建立的是物质在时空上的联系，这种联系越广泛、越紧密，新制度的扩散、新文明的传播就越迅速，社会也就进步得越快。而且在世界范围内，这种效果只是在更大的规模上表现为同一效果。[10]
从交通运输业性质来看，交通运输与纯粹的流通性商业活动不同，属于物质生产性活动，表现为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内的继续，并且为了流通过程而继续。正如马克思所说，交通运输是除了开采业、农业和加工制造业以外的第四个物质生产部门，[11]是特殊的生产和流通部门。在哲学范畴内，空间位置的变化是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同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运动一样，都是物质变化的具体内容。由于运输劳动能使运输对象发生一种空间位置的变化，因而属于物质生产的范畴。如果说开采业、农业和加工制造业等创造的是社会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那么交通运输业促成了社会生存所必需的物和人类自身在时空中存在形式的变化，它们都是哲学范畴内的物质变化，都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重要内容。前者以物质使用价值的创造，支持着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后者以物质使用价值在时空中的形成和实现，支持着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两者缺一不可。
交通运输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基本出行服务、生产资料和生活物资配送服务，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又与国家经济发展命脉密切相连，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事业。从内涵上看，交通运输是以满足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人们基本出行和客货运输需要为目标，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保障社会公平稳定和国家安全出发，直接或间接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服务或创造条件。从属性上看，服务是交通运输业的本质属性，坚持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为社会生产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12]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丰富内涵。交通运输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美好出行”是“美好生活”的基础支撑和重要体现。人民群众对交通出行和运输服务的需要，不仅仅只满足于通路、通车、通航、通邮等实现人和物位移的“基本需求”，还需要更加重视运输活动过程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美感需求”；不仅仅要“走得了”“走得好”，还要“走得精致”“走得美妙”“走得时尚”；不仅仅需要安全可靠、经济高效地服务于经济生产和流通消费活动，还需要人文博爱、普惠包容地满足均等化、个性化、多元化的“社会化需求”。交通运输需求的人文、精致等特征，是消费者对安全出行活动升级的内在要求，是马斯洛高层次需求在交通运输领域的集中体现。步入新时代，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综合实力与日俱增，不仅有意愿更有能力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出行”的需求，让出行体验更方便、快捷、舒适、温暖，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仅“说走就走”，而且“走得舒适优雅惬意”。
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出行难、运输难”，城市“打车难”、交通拥堵等问题是当前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也是最困难最忧虑最急迫的实际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人民群众出行问题，多次就农村公路发展作出批示指示，多次强调要解决好入村入户等“最后一公里”问题，多次深入贫困山区、走进田间地头，走到农民中间，强调要把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放在城市发展的重要位置，加快形成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评价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论述，体现了浓郁的为民情怀和民生情结。对交通运输发展而言，其核心要义是要求人民交通为人民，建设人民满意交通。建设人民满意交通，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为民、利民、惠民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做到人民交通为人民、人民交通靠人民、人民交通由人民共享、人民交通让人民满意。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着力提高交通运输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和质量水平，着力解决交通运输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风雨兼程、访贫问苦，从黄土高坡到青藏高原，从太行山区到乌蒙山区，从零下几十度到海拔数千米，从“贫瘠甲天下”的甘肃定西到“隔山走一天”的四川大凉山，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遍布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听民声、察民情、思对策，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模范践行了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其中人民群众的交通出行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点关切之一。交通运输行业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榜样，把党的初心、党的使命铭刻于心，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坚持人民交通为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人民群众对“出行即出游”“出行即服务”的美好出行和享受到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运输服务等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交通运输发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交通运输公益属性，全心全意建设人民满意交通，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系统回答了如何认识安全生产工作、如何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保障生命安全是交通运输发展的基本前提，是人民群众对交通运输系统的最基本要求。交通运输发展，应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生命安全至上的原则，始终把安全放在首要位置。长期以来，安全问题是困扰我国交通运输发展的重大隐患，道路运输“两客一危”、水运交通、城市交通、轨道交通、民航生产运行和交通工程建设等领域安全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生产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交通运输从业人员要时刻牢记安全生产是红线、是底线、是交通运输的生命线，任何时候任何环节都不能麻痹大意，始终把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生兜底保障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非常关心“老幼病残孕”等特殊群体，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兜住底线，覆盖全民，均等享有，不断提高交通运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交通运输是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存权利和发展基本需求的民生领域，城市公共交通、城乡交通、特殊群体无障碍交通等是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一是加快城市轨道交通、快速公交、静态交通等建设，加快构建便捷高效、人性智慧的公共交通服务体系，有效解决城市“打车难”、交通拥堵等问题；二是优化城乡道路交通体系和公共交通网络，推动城乡公交一体化；三是重视特殊群体交通出行，加强无障碍出行服务体系建设。“老幼病残孕”等特殊群体是交通出行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19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已达到2.5亿人，残疾人数量超过8 500万人。未来我国交通运输发展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障人民群众特别是特殊人群的基本出行权和高品质运输服务享有权，不断提升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之间交通运输均等化水平，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交通扶贫工作，多次就农村公路等农村基础设施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始终牵挂着老乡家门口的路好不好走，强调要逐步消除制约农村发展的交通“瓶颈”，以交通先行助力脱贫致富。
习近平总书记在指导交通运输工作时强调“要想富，先修路”不过时，充分体现了亲民爱民为民的真挚情怀，也蕴含着深刻的哲理。这里的路，不仅是农村公路，也包括贫困地区的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公路，还包括铁路、水路、航路、邮路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主战场，以普通铁路、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道、农村公路等建设为重点，实施了“百万公里农村公路建设工程”和“百项交通扶贫骨干通道工程”，为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提供更好的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贫困地区要脱贫致富，改善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很重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很强的先导作用，特别是在一些贫困地区，改一条溜索、修一段公路就能给群众打开一扇脱贫致富的大门。全面奔小康，关键在农村；农村奔小康，基础在交通。交通条件落后是贫困地区致贫的重要原因之一，加快农村交通发展对增加农民群众收入、改善贫困人口生产生活、支撑引领贫困地区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充分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有民、以民为本的情怀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同时也揭示了交通基础设施对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性和先导性。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农村公路发展，要求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好农村路”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农村公路发展为了谁、干什么、怎么干等重大问题，为农村公路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具有深刻理论内涵和重大指导意义。其一，“四好农村路”重要指示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执政为民的宗旨和情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交通运输领域的具体体现。“四好农村路”寄托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殷切期望，饱含着对贫困群众的牵心挂念，体现了亲民、爱民、忧民、为民的真挚情怀，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其二，“四好农村路”重要指示凸显了加快农村交通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从惠民生来看，“四好农村路”改变的是农村面貌，联系的是党心民心，巩固的是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从打好脱贫攻坚战来看，“四好农村路”是实现精准扶贫脱贫的“先手棋”，是破解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瓶颈”的关键；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来看，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四好农村路”是基础和关键。其三，“四好农村路”重要指示深刻阐释了对农村公路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为农村交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四好农村路”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建好”是基础、“管好”是手段、“护好”是保障、“运营好”是目的，只有建管养运协调发展，才能实现系统最优，才能推动农村交通高质量发展。
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人民群众的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需要，在交通运输领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多样化、多层次、多方式的交通出行需求和物流配送需求；二是响应式、精细化、强韧性的交通基础设施供给需求；三是个性化、人性化、高品质的运输服务需求。交通运输发展应始终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需要。要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文关怀，扩大交通运输多样化、多层次有效供给，提高人性化、精细化服务水平，增强交通运输供给对人们出行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打造人文精致、开放包容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本文交通运输相关统计数据不含港澳台地区，如有特殊情况另行注明。
[2]《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1页。
[3]《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6月10日。
[4]《习近平：让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在2014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6月4日。
[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8.
[6]《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4月26日。
[7]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40-41.
[8]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167-168.
[9]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168.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7.
[11]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资本论第四卷：第1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466.
[12]《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坚持人民至上 不断造福人民 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人民日报》2020年5月23日。
交通运输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基本出行服务、生产资料和生活物资配送服务，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又与国家经济发展命脉密切相连，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事业。从内涵上看，交通运输是以满足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人们基本出行和客货运输需要为目标，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保障社会公平稳定和国家安全出发，直接或间接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服务或创造条件。从属性上看，服务是交通运输业的本质属性，坚持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为社会生产服务。